杨卫东   黄  慧   侯禹村

在河南省西部、黄土高原东缘，有一座北望中条山、三面环水的古城。它北临黄河，与山西平陆隔河相望；南依甘山，与洛宁为邻；东接渑池，西连灵宝。陇海铁路、310国道、连霍高速横贯东西，209国道与三门峡黄河大桥纵贯南北——这便是素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的陕州故地。

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陕县，设立三门峡市陕州区。这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县迈入城市化新阶段的标志，更是对厚重历史的深情回望——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次行政区划的变迁都是时代风云的缩影。

千年沿革

陕州传统政区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陕州的历史，要从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说起。那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地理坐标——“分陕而治”。周公治理东都洛阳一带，召公治理西都镐京一带，分界的标志便是陕塬（今陕州区境内）。召公在甘棠树下理政，听讼决狱，体恤民情，后人感其德政，建祠纪念，陕州因此有“甘棠旧治”之称。这一分治格局，赋予了陕州超越普通城邑的意义：它既是周王朝“双都制”的核心支点，也是华夏早期国家治理空间架构的重要见证。

战国时期，秦国置陕县，后隶属三川郡，这片土地早在秦统一之前，便已设有郡县建置。汉代，陕县属弘农郡。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设陕州。从“县”升格为“州”，陕州从此成为统辖数县的区域政治中心，奠定了其作为豫西重镇的千年基座。隋唐以来，陕州虽曾被短期罢废，但历五代、宋、金、元、明等朝代，其作为“州”的建置最终得以保留，并在清代升为与府同级的直隶州，管辖灵宝、阌乡、卢氏等县。

贾谊在《过秦论》中以“崤函之固”形容秦地天险。而陕州正是这片形胜之地的东部门户——西望关中，东临中原，是历代兵家必争的“锁钥”之地。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州级政区的行政地位相互叠加，让陕州成为连接关中京畿与中原腹地的咽喉要道。

明清时期，陕州的基层治理走向精细化：明代设35个里，后精简为20个里；清乾隆年间调整为“五路”——东路、南路、北路、东南路、后里路，分辖22个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代代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印记，也是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智慧的结晶。

百年更迭

20世纪陕州建制的调整与重构

进入20世纪，陕州延续千年的政区格局，在政权更迭与大型工程的双重影响下，经历了建制撤并与辖域重构的嬗变。

1949年，陕州专员公署成立，古城再次成为豫西地区的政治中心——这是陕州行政地位的又一个高峰。然而这一格局仅维持了3年。1952年，陕州、洛阳两专员公署合并，陕州划归洛阳专区管辖，开启了与洛阳的密切联系。

1956年起，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区域调整进入高频期：原陕县会兴区、张茅区的部分乡镇，菜园区的多个村落陆续划归三门峡市。1959年，陕县并入三门峡市，1960年撤销建制，1962年恢复县制。这种撤销与恢复的交替，折射出大型国家工程对地方政区格局的强力重塑——三门峡市的设立，使陕州千年来的独立政区地位被彻底打破，不再是独立的区域中心，而成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外围组成部分。

1986年，洛阳地区撤销，三门峡市升为地级市，陕县正式划归三门峡市管辖，成为三门峡市辖县。2015年撤县设区——从“县”到“区”，陕州完成了从“独立政区”到“城市功能组团”的转型，成为三门峡市核心城区的一部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州治故城

陕州古城的行政功能与历史地位

如果说历代区划沿革是陕州的“制度骨架”，那么陕州古城便是这骨架上的“血肉之躯”——它既是区划权力的象征，也是千年治理文化的空间容器。

古城始建于西汉，历代不断修缮，规模不一。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改筑州城，并设弘农卫戍守，城池格局迎来较大改变。后经多次扩建，形成四座城门：东曰“宣威”，南曰“迎恩”，西曰“政平”，北曰“宣化”。弘治年间，又曾重修。清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各有增筑。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陕汝道铁珊亲自主持修缮，用青砖灰浆砌筑城墙，垛口排比，楼阁高耸，南门楼上高悬“视远维明”匾额，形制规整。每一次修缮与扩建，都印证了陕州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这座城池见证了无数帝王将相的足迹：唐太宗李世民曾从南门出城，踏浮桥过黄河，观三门砥柱；唐玄宗李隆基，诗人韩愈、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皆途经此地；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大败叛军于陕州城下；城内上官巷，是唐代著名诗人上官仪及其孙女上官婉儿的祖居地。这些历史重要时刻，无一不是以陕州作为区域行政中心为前提的——正因为是“州治”，才会成为帝王巡幸、名臣贬谪、诗人往来的必经之地。

古城也是文化融合的见证：宝轮寺塔是佛教建筑艺术的珍贵遗存；召公祠、孔庙、尊经阁，则是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深深烙印。政区的稳定，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时间的积淀。

城垣兴废

古城损毁的历史背景与当代遗存

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磨难与抉择。1938年，为防日寇占领后利用城墙固守，国民政府饬令拆毁城墙。陕县民众车拉人扛，不到60天，延续两千余年的古城墙被拆毁殆尽。1949年5月，陕县解放，陕县人民政府入驻，古城短暂恢复生机。1959年，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推进，古城因处于淹没区，居民相继搬迁。后因蓄水高程调整，古城虽未被完全淹没，但城区已拆除，仅存遗址。延续两千余年的治所驻地，在区划与工程的双重力量下，完成了历史使命。

但古城的生命并未终结。20世纪70年代，陕州故城遗址被开辟为游览区，2000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内的宝轮寺塔于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古城不再作为治所驻地，它的文化遗产价值成为其核心属性。残存的城墙遗址、宝轮寺塔、召公祠遗迹，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每当夕阳西下，黄河波光粼粼，仿佛还能听到召公理政的甘棠遗韵，看到诗人登临吟咏的身影。

文脉赓续

千年治理传统的当代传承与留存

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置陕州，到2015年设陕州区，这片土地在行政区划的变迁中走过了1528年。回望这漫长的历程，一条主线清晰可辨：每一次区划调整，都是对陕州在国家治理格局中“功能定位”的重新校准。

西周至秦汉，陕州是“分界符号”与“县治”；北魏至明清，是“州治”；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是“专署驻地”与“县域”；2015年至今，是“城市核心区”。这几个阶段，对应着截然不同的区域角色：从最初的地理坐标，到统县的区域行政中心，再到附属县域，再转变为城市辖区的组成部分。每一次身份转换，都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国家治理逻辑、区域经济格局、交通条件变迁的综合投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县的设置有几千年历史，很多县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标识。陕州正是这样的生动样本。当我们梳理其区划沿革时，其实是在阅读一部微缩的中国地方治理史。每一次“县”与“州”的转换、每一次“并入”与“析出”的调整、每一次“撤销”与“恢复”的反复，都对应着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在豫西这片土地上的具体投射。

保护之道，在于“沿”与“革”的平衡：既要延续治理韧性，也要通过梳理沿革、活化记忆，让古老建制在当代焕发新活力。古城虽已不再，但甘棠遗韵犹存；城墙虽已倾圮，但历史文脉不断。今天的陕州区，正承载着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书写新的篇章。黄河水奔流不息，陕州的故事，也将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作者杨卫东、黄慧单位为河南省民政厅，侯禹村单位为三门峡市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