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平遥古城。供图/视觉中国

河南内乡县衙。供图/视觉中国
陶 恒
中国版图辽阔,历代统治者根据政区幅员大小、户口多寡、行政事务繁简、赋役轻重等情况的差异,在纵向把政区划分为不同层级,在横向对每一层级的政区划分出若干不同等第。这种把同一层级政区划分为不同等第的做法,就是政区分等。政区分等制度从秦汉就已开始,至1949年前后共实行2000余年,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政区管理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地方社会管理与官员选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清代的政区分等制度集历代之大成,无论是分等标准的综合性与标准化,还是政区分等与官员选任结合的紧密性,都已较为成熟。
清代政区分等标准的制定
古人已注意到政区在人口、幅员、地理情况、赋税徭役等方面的差别,为此制定政区分等制度,以便朝廷对地方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历代政区分等情况不尽相同。分等最少的秦汉时期,郡县各分两等;分等最多的唐后期与宋代,县分为十等。就划分标准而言,有时依据单一指标,有时由多种指标共同决定,总体呈现出由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的趋势,时代越晚,分等体系越细密、越完善。从两汉至隋朝,主要依据户口多寡划分等第;唐以后,政区的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等因素在划分等第中的权重越来越高,且出现政治、户口两套分等体系并存的现象。及至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便已提出对行政区划的“事繁”“事简”之分,即田粮15万石以上的府、7万石以上的州、3万石以上的县属“事繁”,不足者属“事简”。到了明嘉靖末年,伴随着地方官吏考核管理的深化,地方官考核中已经开始出现“冲、繁、疲、难”四字考语,但并未形成定制。
清代初期因承袭明代制度,并未制定明确的政区分等标准。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央将政区分成三等,但仅施行了两年便遭废止。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掌山东道事、福建道监察御史刘珩提出以“粮之最多,地之最冲”者立为上县,以此区别州县繁简。总体而言,这些分等标准较前代并无创新,指标较为单一,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
清雍正六年(1728年),广西布政使金鉷认为州县治理情况各有不同,应当以地理位置、事务繁简、赋税征收、地方治安四项指标对应“冲繁疲难”四等,各政区依据实际情况被赋予一字或多字不等的考语,用以标识其等第情况。雍正皇帝对金鉷的奏议大加赞赏,要求吏部议复,并让地方督抚对境内府县按照“冲繁疲难”四字标准进行划分,上报中央。经过了3年多的勘查与议定,吏部最终于雍正九年(1731年)出台政区分等的具体实施办法,“冲繁疲难”四字分等制度正式成形。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深入,各地政区的差异不断扩大,治理日趋复杂,单一指标已无法满足地方行政管理的需要。综合分等指标的推行,标志着政区等第划分更加合理化,清代的“冲繁疲难”制度将古代政区分等的综合指标体系推向新高度,体现出清代行政区划管理的精细化趋势。
“冲繁疲难”的空间分布
清代以交通、政务、赋税、治安等综合指标评定府厅州县等第,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地方人文与自然地理状况,因此政区等第的划分也成为国家掌控国情的重要手段。
清代政区等第中带有“冲”字的府厅州县共有806个,将其展示在地图上,可清晰看出,这类政区的分布与全国主要驿路的走向完全吻合。
“繁”字共出现了984次,相对于“冲”字来说,“繁”对应政务繁剧程度,难以设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因此地方官员常借此提升州县等第。不过其分布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官方对各地政务繁剧程度的整体认识。通过考察“繁”字政区的分布可见,在清代官方看来,江南一带政务最为繁剧,其次是直隶顺天府及直隶、山东、河南交界地带与成都府附近。此外,自太原府向南经运城一带至西安一线,两湖地区及南昌府周边,广州府周边,云南府与贵阳周边,政务也相对比较繁剧。
“疲”字仅出现448次,是“冲繁疲难”四字中使用最少的。从“疲”字政区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4个区域:一是江南重赋区,包括江苏、安徽及浙北各府,是全国“疲”字政区分布最集中的区域。江苏有42个、安徽有33个府厅州县带“疲”字,浙江北部传统属江南区域的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共有11个,三地合计占全国所有“疲”字府厅州县的19%。二是直隶南部及直隶、山东交界地带,直隶有43个、山东有34个府厅州县含“疲”字。三是甘肃、奉天等钱粮短缺、需依赖外省协济的省份。其中甘肃有44个府厅州县含“疲”字,占甘肃全部政区的59%,全省超半数府县存在钱粮征收困难;奉天有26个府厅州县含“疲”字,占奉天全部政区的48%。四是福建沿海及广州府一带,该地宗族势力强盛,钱粮征收难度较大。此外,陕西西南部、江西等地,因地形复杂,征收不便,也有少量分布。广西、贵州、山西、四川等省份则极少有含“疲”字的政区。
“难”字共出现1030次,在“冲繁疲难”中应用最广。与“繁”字类似,因其标准不固定而常被官员采用。官方认定的民风彪悍、不易治理的地区主要是:直隶区,即全国政治中心地带;各省省会周边,即区域政治中心;江南区、两湖区,即全国经济中心地带;省域交界地带,包括湖南、广西临界的苗疆区,闽粤交界,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带,直隶、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交界地带等统治边缘区域。
清代政区分等与地方治理
清代将各地千差万别的治理状况以“冲繁疲难”四字标准化,用这组替代性指标反映各地交通区位、行政事务、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的空间差异。但这并非清政府的最终目标,其核心目的是在厘清各地治理情况的基础上,根据治理的难易程度,设官分职,选派合适的官员实现地方有效治理。
与政区分等制度相配套,清代另有一套“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的缺分制度(“缺”指官职员额,“缺分”指官职的简繁等级),并将政区等第与官员选任直接挂钩,最终在乾隆年间形成“冲繁疲难”四字考语与四级缺分的固定对应规则:四字全兼者为最要缺,兼三字者为要缺,兼两字者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其中最要缺、要缺由地方督抚题调,合称“繁缺”;中缺、简缺由吏部统一铨选,合称“简缺”。
雍正年间,各地督抚便划定了辖区内各州县的等第和缺分,后来又屡屡奏请调整,且多以将中缺、简缺升格为要缺为主,这一趋势迫使清廷不得不通过定额方式锁定各省繁缺数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吏部明确规定:一省若将某府县由简缺改为繁缺,须同时将另一府县由繁缺降为简缺。自此直至清末,除新设州县单独奏请缺分和等第外,一省之内各州县的缺分比例大体保持稳定,督抚与吏部在官员选任权上也形成了相对平衡。
以直隶省为例,嘉庆十七年(1812年),直隶总督温承惠奏请将原属简缺的巨鹿县改为“繁疲难”三字要缺,依繁简互换原则,将永清县由沿河缺降为简缺。至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又奏请将巨鹿县降为简缺,原因是黄河铜瓦厢改道后,原属二字中缺的东明县河务剧增,需升格为“繁疲难”三字要缺,遂将巨鹿县降为“疲、难”二字中缺以作抵补。
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共有县级政区1617个(包括散厅、散州、县),其中1570个有明确缺分记载,包括最要缺71个、要缺444个、中缺418个、简缺637个。最要缺占总数的4.5%,最要缺与要缺合计占比约33%。
具体来看,各省缺分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同模式。以最要缺、要缺的分布为例: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多集中在省域交界地带;陕西集中于关中平原与秦岭山区;山西、湖南、贵州、甘肃等省多沿交通要道呈线状分布;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多沿海沿线分布。自直隶至江南的运河沿线州县普遍被定为最要缺或要缺,江南地区的最要缺、要缺占比接近半数。
最要缺、要缺对应的州县是地方治理的重点区域,均由熟悉地方情况的督抚请旨题调,选派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官员任职。中缺、简缺则由吏部铨选,多安排初入仕途或资历较浅的官员到治理难度较低的地区任职。如此,根据实际情况划定政区等第,然后设置缺分,选派合适的官员治理地方,实现国家对地方的有效管控。
清代政区分等的现实意义
明代学者丘濬曾言,政区分等第,可以别疆域之广狭、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轻重。清朝通过设置综合化的分等标准,掌握了全国政区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依据治理难度来选派合适的官员任职,在分等基础上实施分类管理,实现了对地方的精准治理。总体而言,清代政区分等制度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与官员选任等制度形成配套体系,有效提升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效能。
政区分等还可作为官员任免、升黜的制度依据,推动国家治理的规范化。人才各有长短,州县事务有繁有简,只有精准核定州县等第,才能让能力突出的官员治理政务繁多之县,既充分发挥其才干,又不致贻误地方事务。清代将初入仕途的官员派往治理难度较低的地区,待其积累政绩、历练成熟后,再由督抚选调至最要缺、要缺府厅州县任职,由此形成了清晰的官员历练与晋升通道。
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既要“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也要“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我国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城市在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差异明显,县级政区在幅员、人口和经济基础上同样差别较大。因此,在落实国家统一政策导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有助于提升政策与地方实际的适配程度,更好体现分类指导的治理要求。
清代政区分等的历史经验,可为当前行政区划管理提供借鉴。可综合考虑人口、幅员、地理、经济及治理任务等因素,对政区差异作出评估,明确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政区的功能定位,并据此优化地方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规划,完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使区划设置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总之,传承政区分等的历史经验,把握行政区划演变的内在规律,能够为当前行政区划的优化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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